和1945年的情况相似，1989/90年－民德和苏联（1991）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终结的一年－的特点是不仅在政治史上，而且也在文化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特别触动到那些生活在民德，并公开声明这个国家－尽管有各种缺点－照他们看来是德国土地上更好的国家的作家。民德文学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起就和西部的不同。那里没有信息和言论自由，自由交换思想、文稿和人员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举国上下都要立誓效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苏联文学思想；谁不愿屈从于这种压力，在1961年（筑柏林墙）之前就只有逃跑这个可能性。而这不是经常都这么提或者可以这么说的（其中包括乌韦·约翰逊：对雅各布的揣测，1959；关于阿希姆的第三本书，1961；两种见解，1965；周年纪念日1－4，1970－1983）。

于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一种关于建设和十足的历史哲学乐观主义的广泛的随大流文学，在形式上无任何创新或者同被广泛禁止的20世纪先锋派（弗兰茨·卡夫卡、詹姆斯·乔伊斯、萨穆埃尔·贝凯特、符拉基密尔·纳波柯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争论。而且还由于几乎所有的当代哲学流派，甚至像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民德都不被接受，于是出现了一种思想上平庸无奇和意识形态方面千篇一律的氛围，文学中突出的仅只是海纳尔·缪勒（廉价劳动力，1956；菲洛克泰特，1958/64；日尔曼尼娅在柏林死亡，1956/71；哈姆雷特机器，1977；订单，1979；四重奏，1980）和克丽丝塔·沃尔夫（被分割的天空，1963；对克丽丝塔·T的沉思，1968；克珊德拉，1983）等作品而已。甚至在民德最后阶段，比如像克里斯托夫·海因、福尔克尔·布劳恩、乌尔利希·普伦茨道夫或者斯特凡·海姆等人的文学批判还始终是就事论事和言不由衷。和苏联主宰下的几乎所有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文学在民德主要是持肯定态度的。克丽丝塔·沃尔夫和海纳尔·缪勒的最出色的散文作品和剧本虽然－至少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与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任相距很远，但是，他们的另一个社会的模式始终停留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