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文学中，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将探讨最近历史的方式方法本身作为文学主题的流派。那些年里的许多作品中，对战后年代的经济奇迹的批判和努力清理历史联系起来。对迅速建设一个新的物质富裕的记载往往被解释为逃避对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的责任。典型的例子是瑞士人弗里德里希·杜伦马特的剧本和散文作品（例如贵妇还乡，1956、物理学家，1961）和马克斯·弗里施（沉默寡言的人，1954、霍默·法贝尔，1957、老实人和纵火者，1958、安道拉，1961）。最重要的作品出自沃尔夫冈·柯彭（温室，1953）、海因利希·伯尔（从此一言不发，1953、以往岁月的面包，1955、九点半的台球戏，1959）、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1968）和贡特·格拉斯（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狗岁月，1963）。由汉斯·维尔纳·里西特建立的德语作家松散团体47社起过中心作用，该团体每年的碰头会（直至1967年）不仅是文学界的，而且也越来越成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成员中有些人属于当时最知名的作家之列，他们将自己视为道德法院。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海因利希·伯尔1972年获诺贝尔奖。除了这些作家外，还有一批人对社会实际解释较少，他们（看来）宁愿不带情绪地描述它。这些人首先包括育尔根·贝克尔（原野，1964；边缘，1968）、罗尔夫·迪特·布林克曼（无人知情更多，1968）、亚历山大·克鲁格（履历，1962）和迪特·维勒斯霍夫（美好的一天，1966）。与这些流派交叉的是具体诗意派（马克斯·本泽、欧根·戈姆林格、赫尔穆特·海森比特尔、弗兰茨·蒙），该流派试图离开一切有内容的东西：语言本身在这里成了文学。